民国三年出的康熙字典如何？
1912年初，“中华书局”于上海成立，为了谋书业的生存，决定编印一套规模宏大、内容翔实的大型字典，定名为《词诠》。同年5月，《词诠》开始编纂，至1915年秋，初版工作告成，共20册，9月问世。此书20册16开本，4000余页，收文字1万8000个，按五经四书、历朝文献、小说、词曲、域外诸书为之详解，并引证古语，附以例证。上起象字，下讫隽字，凡经籍诸子、诗散文词、杂史小说、笺疏表奏、诰檄誓辞、金石刻铭、庶务典故，靡不完全。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商务印书馆侯仲君校刊的王引之《方言字义证》，序文曰：“此书在乾隆八年曾奉旨开雕，然未及竣而卒。……丁巳秋，先君子复取王伯申先生所定原本，详加校订，重行出版。”是知中华书局所刊《词诠》与商务印书馆所版《方言》，均“删校”于侯仲君。
中华书局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便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1916年2月26日《申报》以“最近书业之变化”为题，报道了“中华书局对于图书业之手段，尤为严整激烈。其出品类实而价贱，诚为一般爱好者之所乐从”，同年5月28日《申报》又将中华局与商务、中华、高等、广益、世界、大河六家书局排在第一流书店之列。可见中华书局经营有方，信誉卓著。
1917年中华书局重新校刊《日讲宋史》，并补刻《高丽史》，1918年5月告成。中华书局为此特制铜版，精印24册。是年12月，又重刊朱望隐宁斋旧藏之元本《类笺唐五十家小赋》5册。1918——1922年，中华书局又重新刊刻《汉魏丛书》81册，其中有不少重要书籍，如《孙武子》、《鬼谷子》、《黄石公素书》、《尉缭子》、《张良报韩图》、《孙敬修老子的图》、《李筌先生五势图画》等等。中华书局在重新刊刻中，对原著进行了必要的注释和标点。这是中国书学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广泛地收集了自汉魏至隋的古籍，而且注意收集近人研究古典文学的新著，如钱锺书《管锥编》中之《汉魏系列》，等等。
中华书局在经营中学、高等学堂中学课课本的同时，也经营普通本（即社会识字读物的通俗本）。8月16日《申报》“本埠新闻”栏载：“由商务、中华、广智、大东、世界、人民、开智等书局联合编辑，举杨衡夫为总社主任之《国民基本文字》一号图书，今已齐集本地，特开总发行所于上海四马路中华书局内，是晚七时开幕，各书局负责人均出席参加，招待各报记者，除说明工课情况外，并送《文字全图》两种，《国民基本文字》二册。”中华书局为此曾特制铅字1800个，印刷所工人60人，日夜开工，15天即完成3000册，每册定价0.60元。可见其速度之快。
1918年11月底，前大总统徐世昌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为了垄断教育，提倡复古，抛出了“新学弊于西方，求所以挽救之”的复古教育哲学，“故我国民不妨读五经，诵论语，以立复古之基，而尽孝悌之道”，欲“把教育权收归国有”。教育主张惹起了新教育界的不满和反抗，上海教育界联合会立即通电反对。一时间教育界群起而攻之，纷纷展开请愿、罢课、抗捐运动。
为抗议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于1919年2月7日（旧历正月初一）至13日，在局内举行元旦花迎请愿大会，并向“执政者”提出三项要求：（1）拒绝接受捐税；（2）尊重出版自由；（3）中华书局不负欠税。与此同时，中华书局北京机构也发生了请愿运动，并函致行政当局，拒交印花税。
就在中华书局与北洋政府争执不下之际，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吕彦直于1919年3月3日发布第115号告示，要求全国中小学限期全面禁用英国伦敦大学贝尔士编的《最新中学英语教科书》。21日，上海教育会的陈介舒、潘祖荫、胡敦泌等80人，联合高等实业、商业、工业各学校学生200多人，在天马山麓集会，要求教育部立即罢免临时的教育常务次长，并坚持全国中小学必须一律采用《最新中学英语教科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为此及时编印了《新式字母ABC》3册，供学生课外阅读使用。
1912年夏，中华书局上海分校设立“书业研究所”，招收初中毕业学生12人，教授中文、外文和商业知识，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称赞。
1916年5月31日，中华书局创办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了。主编黄侃（季刚），编辑吕震岳、朱经尧、朱经煦、俞颂华、杨怀、李季同等。该刊以“革新文化，趋尚实践”为目标，努力介绍西洋文化，提倡法治文明，反对君权、神权，主张民主与科学。
1919年10月10日，中华书局上海分校“大学生英文补习所”正式开学，由该校优秀毕业生夏剑申主讲，设班传授高等英文，每次授课四小时。在此前后，中华书局还办过3个月英文速成班、打字班、汉语拼音班以及中华书局图书馆等多种类型的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