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年壹圆值多钱？
中华帝国民国八年份1919年 中华帝国 1919年属中华帝国宣统年号，在此年号下铸行的钱币有纪重和记值两种。其中，记值钱又有伍角、壹圆、贰圆、佐驮四种，且其面值符合当时实际流通需要。“宣统年造”，也见有书乃“八大年造”者，“造”应读为“纳”，古同“缵”，承接之意，此处即指承接道光帝而帝位的宣统帝；“宣统”即是皇帝年号。
1919年，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坐稳地位的第三个年头，而此时，西方列强入侵中原达半个世纪之久，中国已全面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深渊。“九·一八”、“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尽，日军的铁蹄已在东北踏响。“五·四”运动的余声响犹在耳，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已震撼世界。西方物质文明极度膨胀，东方精神家园顿然沦丧。“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已然成为历史规律，中华帝制的旧藩篱已朽烂不堪，共和帝制的新芽破土而出，北京政变后的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拟建议恢复帝号”，“清帝退位”已是必然。
中华帝国钱文书法，前朝宫体书风，自爱新觉罗·弘历始；到其孙爱新觉罗·颙琰，“嘉庆皇帝”时期，方由颜真卿、郑和甫等众多名家临摹、借鉴、创新成一独具有“帝气龙韵”的官书“魏碑”风格，并由公元1796年一直延续至公元1820年。至此，由魏碑艺术所创造的“中华帝国”书法风范已经走到尽头。
公元1919年，以爱新觉罗·溥仪之“宣统皇帝”年号所行钱币，其背面及边沿，已然将魏碑书法演绎到极致；而这种达到了艺术巅峰的汉字书法，正如无数双眼睛所注视着的，其渐渐消失的“绝唱”一样，即将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当然，魏碑书法的消亡，不是因为其艺术之术的失败，而是因为其使用媒介——金属货币的终结，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制宝工艺”的彻底崩溃！
我国古代货币的材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从最早的贝类、铜制、刀币等形式，到纸钞、银条、银圆及现代的铜币、硬币等，金属钱币始终占据着主导位置近四千年。作为“国之重器”的金属货币，代表着国家主权的意志，为制止滥铸、滥仿、滥饰而规范其形制、纹饰的“制宝工艺”，必然成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为之努力的重要工程。自先秦以来，我国历代王朝对于“制宝工艺”均极为重视：严铸钱制度，使刀铲凿之工、错牌仿之巧、火吹铜之术、套摹勒模之法悉数应用于钱币制作，以保证其“重而用、轻而易、直而长、圆而遍、锐而精”，“银乃锡之精”、“钱纯用铜”、“钱文真、大、平、直、好、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四月，开铸“乾隆通宝”，于每文铜质之中，掺入真金百余万；清宣统三年（1911年），“宣统铜币”的局别、花、星等图案，均明显地突出主景“宣统当十”，币背“壹圆”、“陆角”铭文之上，还分别凿有特殊穿孔供乘驾之马、骡等畜类所衔佩用；日本明治九年（1876年），“宝永通宝”及“安永通宝”铸成之后，不但分别铸造了300万和200万枚流通币，而且分别铸了100万对银质样币；日本大化元宝（公元647年）铜钱及太钱（公元650年）铜钱铸成之后，也铸有银质样币。
铸造金属钱币，不是纯粹为了欣赏，而是作为价值尺度、流通工具，其形制、纹饰是否符合当代需要，能否促进商品流通，当成为金属铸币能否被接收、利用的必要条件。所以，任何一件真正称得上经典钱币的艺术珍品，如果缺少了“制宝工艺”上的精湛技巧，无益于当代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也就无法获得认同，更何况，作为古代统治者（皇家）所专有制作的钱币——“御钱”，对于铸币材质、工艺的要求极为苛刻与严格，非民间私铸或类似“晋环”这样的“列国文字”在边缘造个型划道线就可以称之为钱币那样简单，不可能轻易为当代所重复。
1918～1919年，中国铸造了一亿多枚“袁大头”，为“十八年间铸币最多”；1919年，上海造币厂“曾毁废极多的旧式银元”，“改铸新币”；日本“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因造银元用铜过多，铸币费用太昂贵”而停止铸钱；1920年，云南封建军阀“改铸袁世凯像铜钱，每枚当银圆三十九元（民八布币）或伍角（民九开拾），严毁旧有铜元……；同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奉天（沈阳）“开铸无纪序”的“龙牌铜钱”；1921年6月，“袁头像三鸟钱（日本称为‘帝鸟钱’）”改元发行……；1932年5月，“关东军接收满币会社……”；1936年12月，“满洲国流通券开始整理”，……逐步接管和瓦解了中华帝国的金银铜币、纸币等“制宝工艺”；使我国有了一个百年未遇、空前绝后、错乱百出的“伪满钱币”收藏局面。
中华帝国宣统元宝以“黄金”为“银圆”之本以铸造“帝圆”之名铸有“帝气龙韵”的官书魏碑钱币，正面临着由“帝制银圆”向“清币铜元”之过渡，完成了在艺术上“绝唱”的那“最后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