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一条大鱼值多少？
来，咱把镜头拉成百多年。 先看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朝廷是如何处置一条“大鱼”的—— 《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卷五十八记载了一个叫托伦泰的蒙古王公，因贪污军粮，偷盖印信，被定罪后“发遣新疆给旗人当差”。 怎么处置呢？ 先革职留任，罚光家产，然后“发往极边烟瘴充军”。 这条鱼不小吧？可最后也没“捞着”。 那么再来看看民国的处置方案——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在1934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合计为117.3亿关银，支出为156.7亿关银。
而到了1936年，政府财政总收入达到166.5亿关银，总支出却高达302.9亿关银。 赤字达136.4亿元！ 怎么办？ 加税、勒捐、发行纸币、囤积物资！ 一项项过去啊…… 到抗战爆发前，政府已经欠下四亿多元国债。 那会儿可没有财政部长的概念，一切以救火为主。
1935年5月，中央银行成立；8月，设立财政部发行总局负责管理全国发行业务；同月，颁布《通货条例》和《管制金银办法》；11月，发行国库券5亿元交中央银行保管备用；随后，陆续发行了5元、20元、50元、100元的纸币。 你想想，就一个发钞权，就能把这鱼炸成鱼片儿。更何况还有铸币权——当时国内金本位制度尚未建立，法定货币单位与金币含金量并无严格比例，事实上也存在贬值的可能性，故政府通过增加铸币量的方式实现变相贬值。
据统计，从1935年至1937年，法币发行量由4亿元骤增到近27亿元，增加了近7倍多。 如此巨大的货币增发力度，无疑将钞票换成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