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篆刻名家有哪几位？
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五家，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篆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邓石如(1743—1805年)，安徽怀宁人，原名琰，字石如，避嘉庆皇帝讳，以字行，号顽伯，完白山人。邓石如少时家贫，以制售蜡烛为生，随父卖烛至邻郡，于村塾中闻书声而止足，听读竟日，师见异之，收教之。邓石如先后居于江宁袁枚、安徽巡抚毕沅幕中，得以饱览两家所藏钟鼎石刻，研究技艺，使他受益匪浅。邓石如五十余岁才到北京，轰动京华，有“四海一人惟国宝，三更为石写专铭”之誉，著名书画家孔继尧、伊秉绶、成亲王、陈鸿寿等皆与他交往，切磋技艺，为他造就了巨大的声誉。
邓石如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工，他的篆书一改二千年来追求整齐规范的传统，参揉隶意，于平整中见生动，字体修长开阔而严正，中锋圆笔，线条遒劲浑厚，力能扛鼎，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邓石如的篆刻“倦翁手摹印”使他一鸣惊人，使他“名闻京师，入阁传写，一时名流无或不与石如游”的绝技。邓石如对篆刻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印从书从，故方寸之间具有笔墨之妙。积画成字，积字成章，笔意贯通，则神骏自生。盖印之微妙处全在运钮挥洒之际，自具天然韵致，一涉安排即入下品矣”。由于邓石如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他治印能以书入印，“深得汉人神理”，“熔铸周秦张斯、李斯以来之意，一扫近人俗气”，于汉印平直方正中融入了笔情墨韵的流动活泼，他“以隶意为篆，并以己意融会贯通于其间，自为一体”。邓石如治印“无一雷同”，“四体印章俱能尽善尽美”，而且“不烦改刻，一印奏刀数，顷刻而就”。当时就有“国朝四家”、“七家”等各种说法。邓石如对清代篆刻的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他的篆刻“苍劲秀逸，自成一家”，一改二、三百年来徽派的末流遗风，为明清以来篆刻艺术的发展打开了一条康庄大道。邓石如的印谱有《完白山人印谱》、《完白山人篆书谱》、《完白山人篆隶书谱》、《完白山人墨宝真迹》等。
吴熙载(1799—1870年)，本名廷扬，字熙载，后以字行，江苏仪征人，是邓石如的弟子。1816年他入邓石如之门，1818年开始学篆刻。吴熙载工诗文，擅四体，在书画、篆刻、绘画诸多方面皆有较高造诣。他在文学、美学等方面的修养，使其艺术富有书卷气。他在继承老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篆书兼融楚汉瓦当、诏版、汉碑额之韵味，笔力道劲，婀娜多姿，古朴雅致；篆刻在继承邓石如的基础上，对秦汉印及封泥、瓦当、诏版融会贯通，不拘一格，他的篆刻尤以小篆刻印著称，其小篆笔法更趋于精美典雅。他刻印善于取法、善于设计印面，将邓石如的“印从书出”发展为以“印外求印”的方法，使自己的篆刻艺术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他在继承和发扬邓石如的“四体印章俱善”的基础上，以印风流美婉丽、工稳端庄、章法严谨著称于世。他在当时被称为“邓派”篆刻艺术的正宗传人，被后人誉为“邓派第一传人”。他的篆刻、书法有《吴让翁印谱》、《师慎轩印赏》、《师慎赏鉴》、《吴让翁篆书千字文》、《吴让翁四体书临本》、《让之书印》、《吴让翁四体书册》等。
赵之谦(1829—1884年)，字撝叔，号悲庵，又号无闷，浙江绍兴人。工书法，善山水、花卉，篆刻独具新旨，自成一家。他是晚清以“印外求印”，集古文字之大成而自树一帜的开创者，也是清代篆刻最终发展、繁荣的承先启后的艺术家。他继承邓石如“印从书出”的思想，以书入印，熔铸秦汉、砖瓦、封泥于一炉，他的篆书兼收古文字，集于一身，古朴厚拙，奇丽清健，个性强烈，与他的印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使他的篆刻艺术具有高度的个性化。赵之谦治印不拘一格、锐意创新，于朴厚古拙中透出一股清新典雅的艺术风范和书卷气，对后人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赵之谦的篆刻有《二金蝶堂印存》、《二金蝶堂印谱》、《为沈树镛刻印》、《为王石姚刻印存》、《为魏稼孙刻印》等。
黄士陵(1849—1908年)，字牧甫，号倦叟，广西桂林人。黄士陵早年在上海以鬻印为生，光绪三年(1877年)南下广州，曾任两广总督署幕僚，晚年客居广东。黄士陵工书画，善篆刻，工正书，篆隶最为精湛，他的篆隶取法于石鼓文，遒劲有力，《黄牧甫篆隶作品》集中体现了他篆隶的艺术特征。他的篆刻师法秦汉，旁及周秦金石文字、砖瓦、权量、泉币、碑额，形成了自己典雅隽秀的艺术风格。黄士陵以刀法精妙著称于世，他的刀法凌厉，线条光洁，章法茂密，刀痕清晰可辨，有锋芒外露，棱角分明的特点，是其篆刻艺术最突出的风格特征，与吴熙载、赵之谦的艺术风格截然不同。吴熙载、赵之谦崇尚秦汉，主要靠以金石入印，以笔法融于篆刻，形成了独特的印风，而黄士陵靠以刀法来表现秦汉印风，靠娴熟的刀法把所取法的金石文字的风格特点淋漓尽致地抒发在石头上，形成了自己典雅清俊的风格。他的篆刻有《黄牧甫篆隶作品》、《黄牧甫印稿》、《黄牧甫篆刻墨稿》、《黄牧甫印存》、《黄牧甫小品集》等。
吴昌硕(1844—1927年)，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浙江安吉人，后居上海。他精行、草、篆、隶篆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他在诗、书、画、印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卓有影响的近代著名大艺术家。他在书法方面各体皆精，以石鼓文最为著称，融会《石鼓文》和《三公山碑》，参以《泰山刻石》及《天发神谶碑》，笔墨酣畅，凝重深沉，金石味浓，为世所珍。吴昌硕在篆刻方面对石陈鸿寿、吴让之等篆刻大师的创新风格极为赞赏和倾倒，他以“苦铁道人梅知己”、“一月安东令”等印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尊崇。他在50多年间的治印生涯中，对历代金石文字、封泥、砖瓦、玺印等皆心追手摹，他师古而不泥古，自成一家。他追求淋漓酣畅、朴厚茂密的印风，把封泥参以于石章中，用写意书法入印，线条苍劲浑厚，老辣而雄健，章法奇崛开张，虚实相生，自然烂漫。他在篆刻的切刀和冲刀上，善于将两种刀法兼收并蓄，使这两种刀法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的效果。吴昌硕所处的时代，是清代篆刻大师辈出，篆刻繁荣、兴旺的时代，他继承了邓石如、赵之谦“印从书出”、“以书入印”、“印外求印”、“印从篆化”的艺术理念，并发展成为新的高度，形成了古、厚、拙的艺术风格，使他成为继赵之谦之后清代最后一位印坛大师，被徐悲鸿誉为“中国最后一位文人画家”、“中国近三百年最难得一位艺术大师”。吴昌硕的篆刻有《缶庐印存》、《吴昌硕篆刻选》、《吴昌硕篆隶草行书四体字帖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