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汽车牌照有几个？
1907年，清朝政府设立了“京师道路工程局”（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交通局），负责管理北京地区的道路交通；同时设置“交通部路政司”，管理全国的道路交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机构来统筹管理全国道路的机构。 清廷灭亡后，民国二年（1913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接管了“京师道路工程局”，并更名为“京都市政筹备处”，继续保留下来。
到北伐战争前夕（1928年），中国的公路总里程已达5.4万km，比清末增加了近一倍。其中由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分别修建的国道（或称干线）就达3.9万千米。 随着近代公路事业的兴起和汽车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拥有汽车。于是，如何管理、协调和控制这些车辆，就成了各个政权面临的新问题。
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的1912年6月，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上书袁世凯，建议制定《铁路行车原则》和《汽车行驶规则》等，以期对日益频繁的汽车行驶进行规范和管理。但是，由于当时社会舆论对汽车普遍持有排斥态度，认为其“扰乱秩序”“污染环境”，所以这些建议未能实施。直到北伐战争前夕，国民党中央政府决定鼓励发展汽车行业，这一提议才最终变成制度性安排。
1929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管理汽车暂行标准》，规定“凡在中国土地之上之汽车，必须悬挂号码牌于车前显眼之处，号码牌之式样须呈报中央汽车管理处备案”。随后又在第25次会议上通过《高速公路及市区有号车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中央及地方各机关自用的汽车应编定号码”，“私人自用的汽车应给予临时牌照”，并对“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自用的汽车的编号方法”以及“私人自用的汽车的编号办法”作出具体而详细的规定。
此后，各省（市）当局纷纷出台法令，对当地的车辆进行管理。比如，广东省于1930年颁布《广东省有号马路暂行条例》，将“无号马路边石以外”之机动车一律称为“有号车”，并按章程给以号牌，加以管理；又如，南京市政府于1936年颁布《南京市交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凡在首都(指南京—编者注)道路上行驶之车辆，无论其属于公法单位或个人所有，均应发给牌照，以资识别”。 到抗日战争前夕，已有包括飞机在内的各类机器30多万部。不过，这些新生事物并不能挑战传统势力在政治上的地盘。尽管有了各种法律和规章，各级衙门还是按照传统的模式对它们进行管辖。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武汉，后又迁至重庆，由于战事紧张，各种交通工具都供给不足，军队还常借故没收私人汽车，因此使得私车的数量更加稀少。到抗战胜利时，全国登记的汽车只有6.8万辆，仅及战前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