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书法？
“路”字的写法，古今书家各有不同。比如王羲之的《快雪帖》、智永的《真草千字文》等，路皆作“之”字形；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李邕的《云麾将军李思玄碑》等，则作竖弯撇形；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神策军碑》以及赵孟頫的行书等，又多数写成横折斜置形。 这些不同的写法，都体现着各自的审美趣味和书写风格。而到了清代晚期及民国时期，“路”字的写法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于简化，一般写成“之”或“止”形;另一种则趋于繁化，往往写成左中右三点的“远”或下边有“辶”的“运”字形。
这种简化的现象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的书法家傅山那里寻找源头：他早年所写的“路”字基本还是传统字形，中年以后逐渐简化成“之”字形，晚年则进一步简化为“无”字形。傅山的弟子李方膺也继承了这一点并发扬光大，他所写的“路”字已接近傅山中年以后的简省体了(图1)。后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将这一简笔称为“隶气”。 “隶气”的产生除了受傅山书法的影响之外，还与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相关。明清以来，随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步确立，“四书五经”成为人们必读的基本书籍，尤其是明朝中期以后，民间开始流行将经书进行刻版印刷，以供人购买阅读，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这样一来，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能够接触到这些基本的文化常识，对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此，人们在日常写字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会模仿这些经典的字体结构来书写汉字——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隶书”和“楷体”在楷书中的影响与渗透，进而导致了人们“隶气”意识的形成。
另一方面来说，“隶气”的出现还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首先，它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其次，"隶气"在书法实践中往往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最后，"隶气"作为一种新的审美观念，它与传统的篆隶审美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所以，我们可以在清代晚期乃至民国的许多作品中看到这样一类特殊的字体——“隶气”化了的“行书”。这类作品大多是以行书的笔法来书写的带有一定隶意的行草书作品，它们既有楷书的那种法度严谨，又有行书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潇洒飘逸，同时还兼具了隶书的厚重质朴和楷书的端庄秀逸之美，是一种集众家所长的艺术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