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法怎么欣赏？
1979年12月26日深夜，《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从当代文艺论争看思想的自由讨论”的编者按，指出当时中国文艺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涉及许多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在艺术领域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新的思潮和创作方法。 这场“解放思潮”波及到书法领域，形成了对传统书法艺术的强烈质疑与批判，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现代书法”。
按照时任《光明日报》编辑部副主任王春辰的说法：“所谓‘现代’并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它主要是指西方的文化观念及表现方式……把西方现当代的艺术理念和形式移植到中国书法之中来。”“其基本倾向是：反对传统书法在形式上的程式化，主张书法的自由创造。”（《新美术·书法对话》） 而后，又有人在报刊上提出“现代书道”的概念，认为中国的书法理论落后于西方，而中国的书法家大多不能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去研究自己的艺术，所以必须采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和发展。 由此形成了一批以革新传统书法为己任的书家群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振濂和丁吉平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了“现代书法”的口号，而且成立了相应的组织——中国书法研究会和中国书法研究社。
关于中国书法研究会成立的时间，有资料说是1980年4月3日或5月10日（一说为5月20日）[1]，也有资料说是1981年春[2]——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我们暂且不予定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由浙江青年书法家陈振濂发起组织的学术性团体自成立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 据陈振濂回忆说： “那时正值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时刻。我和几位朋友便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办一个社团，以便能更有效地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当时的主要想法就是摆脱长期以来束缚书法发展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旧的传统因袭的羁绊。这种想法在当时是非常合乎潮流的，因此，这个社团一成立即获得了社会的关注和欢迎……” 中国书法研究会的宗旨包括三条：一是团结一切有志于改革和创新的书法家；二是开展有关书法研究的学术活动；三是交流国内外有关书法的研究成果和信息。 在《书法》杂志创刊号上，陈振濂发表了《什么是现代书法》一文。文中开宗明义地声明：“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书法’，是以书法为主体的艺术，而不是什么非书法；是在发扬书法本身的形式美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而不像某些人那样只讲‘非文字’，搞形式主义。我们的目标是既保持和发扬汉字特有的书法美，又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和接受西方艺术影响而产生的全新的审美意识。”
这里陈振濂明确地将“现代书法”区别于“非书法”，同时也表明了“现代书法”的创新目标在于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与创新，这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论调大相径庭。 陈振濂等人在创办刊物的同时还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中国第一届书法展。展览共展出作品二百余件，参展作者一百二十多人次，分别来自全国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部队，包括老一辈书法家、中央机关和国务院部门的负责人及一大批中青年优秀书家。虽然这次展出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传统书法，但还是有不少作者在作品中融入了一定的“现代元素”——这正是陈振濂等人所希望看到的。 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之后，也加入了“现代书法”阵营。 随着“现代书法”在中国书法界的推广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界定“现代书法”？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什么是现代书法，尽管目前尚无统一的认定标准，但就目前的动向而言，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大方向、两种类型。一种侧重于用现代的思维方式、科学技术手段或西方抽象艺术的法则对传统书法进行改造；另一种侧重于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本性的把握和对书法本体语言形态的思考。”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现代书法”分为三个小类：一是纯粹书写的书法，强调创作的即兴性和自我表现力；二是带有设计意味的书法，强调平面构成中的视觉效果；三是不折不扣的美术，已完全脱离了传统的笔法墨法，甚至不再使用毛笔。
总之，无论哪种类型的“现代书法”，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的创新，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仅仅将传统视作创新的障碍的话，那就只能陷入“矫枉过正”的错误境地。 正如王春辰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新事物，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并受到人们欢迎，并不在于它们的标新立异，而在于它们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向前发展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