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行书大家有哪些及作品？
傅山、王铎、傅山、邓石如、伊秉绶、林则徐、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等都是清代行书大家。
傅山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一代文宗，书法家，其书法被称“四宁四毋”，四宁：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四毋：巧、媚、轻滑、安排，都是庸俗低劣的东西，是艺术家应该全力戒除的，而拙、丑、支离、真率都是高洁的东西，是艺术家应该极力保持的。傅山的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尤精于行书，有《傅山的丑书》《唐诗韵语》等。
王铎书法用笔泼辣沉雄，结体奇险，章法跌宕，墨法五彩，线条力感，气势撼人，是王铎行书独特的艺术语言符号。他用笔生辣劲遒，方圆并用，侧笔取妍，中侧兼行。其结体字法奇特险峻，他追求字的欹侧姿态，左右舒展有度、主次分明，使整个字横势舒展、宽绰雍容、平正中见险绝。
邓石如篆刻成就很大，对历来印章的篆法刀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印从书出，化古篆入印，以雄浑高古为尚，强调作印须以印外求之。“印从书出”、“书从印入”是他印、书相益互补创作实践的总结。他常以隶法作篆字，变圆转丰腴为方折劲挺，笔画起收常露锋芒，呈方锐和楔形，又以汉碑额篆字相杂糅，使所篆字具有浓重的金石韵味，被称为“完白体”（邓石如字顽伯）。在“印宗秦汉”风尚引导下，邓石如对秦汉篆籀之学钻研颇深，又能自出新意，自辟蹊径，故能独开生面，终成一代篆书大师，与浙派对峙，形成“邓派”后世的“包世臣”派和吴昌硕派都从“邓派”中发展出来，在清代乃至整个篆书发展史上，都是不可忽缺的大家。
伊秉绶书法艺术独创一格，恣肆雄健，厚重古拙，宽博雍容，气势逼人。他以颜真卿楷书为本，以汉隶为宗，在颜楷的结构与汉隶笔意间熔铸自己的风格，形成方严奇伟的艺术特征。篆隶独步清代，其行书也有颜字的古拙厚重，以拙为妍，别具韵味，与翁方纲、刘墉、梁同书并称清初四大家。
林则徐书法以碑为宗。清代中期碑学思潮兴起，许多书法家走上变革创新之路，清代中后期以碑派代表邓石如为分界线，碑学思想得以发展，其碑学理念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包世臣、康有为等人，书法界逐渐出现“碑派”。
赵之谦是一位在书学上集碑帖之大成的，碑学大师。他所处的清咸丰、同治年间，是碑派理论不断发展完善的时期，碑学思潮已从理论转入实践，碑派书法家对北碑的实践探索有了很大进展。他的书法走的是碑帖结合的道路，他学习北碑，没有囿于一家一帖，而是兼收并蓄、广收博取，将众碑之长汇为己有；而赵之谦在取法北碑时，又重视帖学法度，他的篆书、楷书和行书都有颜真卿之法度。“魏底颜面”是赵氏书风的突出特色。
吴昌硕是清代著名的书法篆刻家，他的篆书，可谓自成一体，篆风雄浑、圆而有劲。吴昌硕篆书在清代有着很大的影响，其篆书上取石鼓文，下学杨沂孙得其圆转之功，用吴昌硕弟子王个簃的话说，“昌硕先生以石鼓文篆书为宗”，吴昌硕临习石鼓文达50年之久，在临习上有着自己独到的体会：“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初拟《先锋》……复作吴融》，最后好武信子，以舒骏足”，他学石鼓文，不抱残守缺，不为古人成法所囿。
康有为作为晚清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在书法理论上的突出建树就是以“尊碑”为纲领，倡导碑学，批判帖学。他的书法理论著作主要有《广艺舟双楫》《观碑帖题记》等，从《广艺舟双楫》中“法北碑说”、“游艺权论”、“卑唐”等篇章中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主线是“尊碑卑唐”，提倡碑学。康有为极力尊崇北碑，贬低唐碑，尊碑卑唐思想是他书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还认为北碑是唐楷的源泉，是楷书变革之根，尊崇北碑与贬低唐碑是互为表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