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为何慕古？
清初摹古书风的形成与官方极力提倡书学传统，抑帖扬碑有着一定的关系。
清初的统治者在极力推崇满文的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巩固政权，对汉文化也开始重视起来。书法作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清初统治者的重视。早在清兵入关之前，皇太极即曾命人将历代法帖摹勒上石，置诸宫中。清军占领北京后，内府珍藏的历代法书字画得到了保护。顺治帝入关伊始，便诏令各地收集历代流传下来的法书刻石，入藏内府。
康熙皇帝即位后，十分重视对先贤文化的大力倡导，他不仅重视儒家经史之学，对于历代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也是相当了解和熟悉，且尤好唐人颜真卿之书。康熙自己也热衷于书法艺术，他常常挥毫临池自娱。他的亲身体验和积极倡导，对于促成清初的摹古热潮是不无作用的。康熙十八年(1679)内府将所藏历代著名的法帖汇为大型丛帖《三希堂法帖》，共32册，刻石甚精。这部法帖收集宏富，为世人摹习书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自然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康熙三十七年他又派在朝在野的著名书法家张如瑗将内府所藏王羲之等人的法书摹勒上石，刻成《澄清堂帖》。此后清内府又数度摹刻王羲之的书作，如《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等，以广流传，这自然促进了晋、唐书风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