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的多元性？
这个问题问得真是时候，昨天恰好跟几位艺术家在讨论这个命题！ 中国艺术史上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时代看似乏味的正统创作背后其实蕴藏着多元的潮流。秦有篆、隶；汉有草书、行书；唐有楷书、草书；宋元有文人画，明清有写意画……无论书体、画体如何变化，总有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在这个体系内上下求索，或创新或回归。 也就是说，中国艺术史是“以正为法”和“以逸为法”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
从艺术本身的层面来看，这两种取法其实是艺术家的两种不同姿态：一种是以古人之法为我法，取法乎上，力求超越古人在技法上的极限，这是“以正为法”；另外一种则是借古人之艺发我情，不求笔法、形态的相似，而求感情、意境上的相通，这是“以逸为法”。 “以正为法”追求的是“象”，追求形似、境界的类似；而“以逸为法”追求的则是“意”，在意象、情感、风格上的自我表达。
然而，无论是“以正为法”还是“以逸为法”，都在中国绘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交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就拿写意画来说吧，明朝董其昌提出“以神发画”的理论，要求画家用古代著名大家的笔墨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理念——这就是“以正为法”；但是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涛等人却又强调笔墨的个性表现，不拘泥于任何古法——“以逸为法”。 在书法上也是如此，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人所开创的楷书面孔被后来的书法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继承是典型的“以正为法”；然而唐朝的草书、宋朝的行书又展现出另一种面貌，行草书的创作更是几乎完全脱离法度，这又是典型的“以逸为法”。
中国的艺术品虽然看上去多样且充满矛盾，但其实是“以正为法”和“以佚为法”两种取法的有机统一。